(前言:我这几年来几乎没有转过文章,但是这一篇文章实在忍不住要分享。在当今社会,这种不偏激、不愤青,有思想、有沉淀,有理有据、娓娓道来的文章已经如同安全的食品一般难能可贵了!)
赠我一座黄金城
作者:押沙龙(来源)
一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大家过的很清苦。没什么好吃的,也没什么好看的。白天看老师们带着菜色的橘子皮老脸,晚上搬凳子到邻居家看赵忠祥老师的《动物世界》。一天天就这么过去,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
老师告诉我们说,我们生活的很幸福。外国的小朋友就没我们这么幸运。他们在垃圾箱里翻东西吃,光着脚在街上卖火柴,非常可怜。我想:全世界这么多人,我怎么就这么幸运,出生在中国呢?
而且老师说,以后的生活会更好,我们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到时候一切都是按需分配,想吃芝麻酱就分芝麻酱,想吃烧鸡就分烧鸡。老师流着口水在台上讲,我们流着口水在台下听。我又想:我又不那么幸运了。我要是再晚生些年就好了,一出生就能随便吃烧鸡。
当时流行一套书,叫《小灵通漫游未来》,书里面说,2000年的时候,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家里都使唤机器人,还能坐宇宙飞船飞往太空,住在火星别墅里。我有时候记不清四个现代化是在2000年实现,还是20000年。有一次觉得是20000年,用减法一减,发现离现在有一万多年,心头非常悲伤,觉得自己是挺不到那时候了。后来发现是2000年,离今天只有十几年,感觉就像在路上捡了一个大钱包。
这就是我对未来的憧憬。
我相信,今天非常美好。未来会更加美好。
我们还学过一首歌:“我们的祖国像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和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笑开颜”。小学的时候常唱这歌。和我一起唱的小朋友们,后来有的去了外国,有的成家立业,有的在花园里走路时被打劫害死了,有的酗酒吸毒,还有的在坐牢。当年他们都唱过这首歌,和我一起。
那时,和暖的阳光照在我们脸上,我们相信现在,更相信未来。
我们相信成人为我们杜撰的黄金世界。
后来等我长大了,读《金刚经》,里面佛祖对须菩提说:“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我若具说者,或有人闻,心则狂乱,狐疑不信。须菩提!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想到当年老师们许诺我们的黄金世界,觉得一阵莫名心酸。
——须菩提!未来种种,我若具说者,或有人闻,心则狂乱,狐疑不信。须菩提!当知汝之幸福不可思议,汝之未来不可思议!
二
我为什么会想到写这篇文章呢?起因还是那个很热门的新闻。今年,深圳要召开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未来创造一个安全舒心的环境,深圳警方启动排查清理行动。有8万多名治安高危人员被赶出深圳。
这些人被分为八类。比如“有前科、没有正当职业的,又长期滞留深圳的”是一类;“在应当就业的年龄无正当职业、昼伏夜出、群众举报有现实危险的”,是另一类;“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员,对他人有危害的的”,又是一类。
这个新闻让我非常震惊。那种感觉几乎难以描述。最最让我震惊是它驱逐的第六类人——“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员,对他人有危害的的”。我总以为:这样的精神病人员,应该得到治疗。如果无法治疗,也应该得到看护。他们是病人。
为了让一群运动员比赛,将病人驱逐出去。在我看来,这里头有一种惊人的邪恶。如果我是参赛的运动员,我不知道我会怎么办。有许多人为了我参加的这场比赛,流离失所,其中甚至还有许多病人。这种情形下,我不知道自己如何心安理得地跑步、游泳……
他们被驱逐到哪里去了呢?他们被驱逐后,是否就对他人没有危害了呢?新闻没有报道,也许是认为无关宏旨吧。
今年是2011年,离我曾翘首以盼的2000年,已经过去了11年。小灵通告诉我说,2000年我们可以在火星上居住。但2011年的时候,很多人连在深圳居住都会被驱逐。这不是我当年所能梦想到的。
我小学时的老师教育我们: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个人利益要服从于集体利益。我想,也许他能解释清深圳的这条新闻吧。
说起这位老师,我想起了发生在他身上的另一件事。
当时我们那儿发生过一次轻微地震。从那以后就人心惶惶。有天夜里,教师家属院里有人大喊一声“啊呀”,然后又一片安静。我们这位老师惊醒了。他也没声张,一个人悄悄穿着短裤奔出房间,奔过20米的走廊,一个健步越过阳台栏杆,从三楼跳了下来,咔嚓一声摔断大腿。他瘸了一个学期,看谁都恶狠狠的。
这些事情真是很难形容。我当时是个小孩子,就更加难以说清自己的感受。
后来这位老师不教我们了。但课堂上也好,电视上也好,还是不断有人教育我:个人利益要服从于集体利益。我无法反对这个说法。是啊,谁能说集体的利益就不重要呢?
大家都知道,一旦要举行世界级的大型活动,这个城市里就会有很多奇怪的做法——至少在我看来很奇怪。比如空气质量本来特别坏,大家呼吸着有毒的空气,但谁也没办法。可是一旦举行奥运会,为了保障奥运会期间的空气质量,就不许排污,甚至不许大家装修房子。改善空气质量是好事,但这样改善让人有一种屈辱感。再说,不许装修房子又有什么道理呢?
小时候常听到一句话:“国家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自己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我们呼吸有毒的气体,得癌症也好,得哮喘也好,这都是小事。但是那几天里,熏着外国友人,就是大事。有人说,这是为了国家的形象。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我只知道,这样让我觉得自己活得很贱。
为什么我活得贱,国家就有了面子了呢?我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也许是我太敏感了吧。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一件事。前一段,连着爆发了好几次幼儿园杀人事件。有些人渣冲到幼儿园里头,砍杀儿童。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惶惶。一位大学老师非常担忧。他担忧的不是儿童没有得到保护,而是“此事传播出去,会影响国际声誉”。这样的想法我很难理解。有些人不是害怕我们死掉,而是害怕我们没有默默无闻地、像狗一样地死掉。好像只要我们默默地死掉,这样国家就有声誉了。
其实,宁肯关起门来吃屎,也不愿出去倒马桶的人家,怎么可能在邻居里头有好声誉呢?
有人说,外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我想这是可能的。许多媒体确实可能在丑化中国。
但另一方面,我们有没有在妖魔化自己呢?我们所杜撰的天堂里,是不是有点太干净,有点太纯洁——干净纯洁到了反而像空虚的地狱呢?
本来北京街上有很多乞丐。开运动会的时候,他们就不见了。我想是怕外国友人看了他们恶心,所以把他们赶走了。当然他们后来又回来了,可我不知道:被赶走的日子里这些乞丐是怎么想的。
也许什么都没想,觉得世间本就该如此吧。
三
我很少看体育节目,对篮球明星也不太关注。但是前几天偶然看了一段姚明的话,印象很深。姚明说:“信仰是我们现在缺失的东西,信仰中包含道德。在某个时候,我需要某些依靠。但是在我的文化背景里找不到。”
有人说我们丢失了信仰。丢失,意味着以前有过。我不知道50后,60后什么样,但从我个人经验看,我们这一代也许从未就没有过信仰。
我曾相信自己生活在花园里。我曾相信自己将生活在一个更美的花园里。但这不是信仰。我不过是把自己交托在一个巨灵的手掌里,相信它最好最牛逼最为我考虑。这算是什么信仰呢?这里又有什么道德呢?
我受的教育一直是这样:失火了,我们应该学习赖宁去救火,然后被烧死;暴风雪来了,我们应该学习草原小姐妹去救马,然后被冻死;打仗了,我们应该学习董垂瑞去攻碉堡,然后被炸死。我知道,这些人是英雄。我们都该学习。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总是有人教育我,应该用生命去做什么,却很少有人教育我,应该为生命而做什么?
我记得,在我小时候,大家的生命是很便宜的。比现在更便宜。
我很小的时候,街头经常会贴出一些告示,宣布某些罪犯如何如何罪大恶极,判处死刑。然后就会有卡车,拉着这些五花大绑的人游街,最后拉去枪毙。说到枪毙,我忍不住要拉杂多说几句。我读到一篇文章,说林昭被处死后,她家里人得到的第一个通知是催缴子弹费。这个很荒诞,写到《第42条军规》里,会被美国人当成作者杜撰的艺术情节。不过我记得在以前,这不是艺术,而是惯例。你自己这么坏,政府在百忙当中要枪毙你,怎么还能让政府自己花钱呢?大家好像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后来宣布取消子弹费的时候,我记得有人还很感激了一下,觉得政府情愿让罪犯钻空子白死,可见是何等大度。
不知怎么,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鲁迅的一篇杂文,里面提到了小说《铁流》里的一个故事。“农民杀掉了一个贵人的小女儿,那母亲哭得很凄惨,他却诧异道,哭什么呢,我们死掉多少小孩子,一点也没哭过。他不是残酷,他一向不知道人命会这么宝贵,他觉得奇怪了。”
我们那些小孩子很喜欢看游街,能跟着跑一路。胆子大的据说还看过枪毙人。我胆子不够大,也不知道怎么找到地方,从没见过。但是有小朋友自称看到过,绘声绘色地描述。大人似乎也没怎么禁止。
我们就这么胡乱长大起来了。
有人说当年我们如何充实,如果有信仰。他们也许是这样吧,反正我当年从来没有充实过,从来没有过信仰。我只是跟着游街的车子跑。
他们在车子里,而我在车子外。要说信仰的话,也许这就是信仰吧。
后来终于渐渐地,我们发现身下的巨灵之手,并不像想象中地那么完美。于是很多人有了一种幻灭感。现在大家说这些东西都无聊。只有钱才是最重要的。人一辈子值不值得过,就看有没有挣到足够多的钱。一个人成功不成功,也就看他有没有挣到足够多的钱。
有人说:哎呀你看,我们从理想主义者变成了犬儒主义者。其实,依我看,我们一直是犬儒主义者,从来没有所谓的变。要说变,最多变得只是脸谱。
鲍勃迪伦有过一首歌,叫《像滚石一样》。歌里唱到:
How does it feel
How does it feel
To be on your own
With no direction home
Like a complete unknown
Like a rolling stone?
我是什么呢?我连滚石都不是。我是被人信手涂鸦的纸,然而生命里又没有橡皮这一说。
在童年的时候,我们不曾纯真;在青年的时候,我们不曾燃烧;在成年的时候,我们不曾成熟。我们是什么呢?
四
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能看出来,深圳撵走这8万人是没有道理的。比如撵走“涉嫌吸毒、零星贩毒、涉嫌销赃的”这一条。如果确实贩毒、销赃,就应该抓起来治罪。仅仅是涉嫌,怎么能驱逐别人呢?又比如,有前科,无职业,为什么就不能在深圳“滞留”呢?他们应该在哪里“滞留”呢?
但好像很多深圳人支持警方。这也不奇怪。深圳治安据说确实不好。这8万人里肯定有作奸犯科的人。对于没被驱逐的深圳人来说,赶走这8万人,可能生活的确会安全些。至于8万人里是不是有被冤枉的,谁又顾得了这许多呢?
当然,要真正安全,最好的办法是警方廉洁、守法、高效。但这个东西完全不在深圳市民控制范围内。这就像地震、海啸这些自然现象一样,只能接受而无法干预。这就像有壮汉在街上揍人,我干涉不了,就只能暗自希望他揍的不是我,而碰巧是我的仇人。昆德拉引用过某个作家的一段话:鱼类从不抗议捕鱼业,它们只希望逃脱网眼。在网内,还是在网外,这是生死攸关的区别。
最近电视上有个广告,上面一个童音在说:“一靠政策二靠天”,后面还说什么我记不得了。这两样东西都是我们控制不了的。我们只能对它们给予最美好的希望与祝福。这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我读《金瓶梅》的时候,读着读着忽然看到一句话:为人莫做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这句话我不记得是在那段情节里了,但读的时候心头一惊。被色情描写勾起的欲念,也被全盘打消。
说到这里,我忍不住又要引用别人的话。这不是我故意引经据典,实在是这些人说的比我好。内布尔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愿上帝赐我平静,去忍受我必须忍受的事;愿上帝赐我勇气,去改变我可以改变的事。——请上帝赐我智慧,让我分辨两者之间的不同。”这句话初次读的时候,不觉得什么。再次读到的时候,只觉得有一阵涌动的忧伤。
五
本来这篇文章到这儿就该结束了。但我又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些事情,最后再随便说几句吧。
那时候经常要写作文,常见的一种作文就是扶老大娘过马路。老大娘颤巍巍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就对老大娘行个少先队礼,说“我叫红领巾!”。然后就匆匆离去。
多年后,我看到的是这样的新闻:“山西省原副省长薛军逝世。据说死因是不久前在海南公务,饭前独自上街散步,不慎摔倒晕将过去,街上过往行人,无一人上前搀扶。”这样的事情在社会新闻里还有很多,只不过老人是“原副省长”,让人觉得格外有讽刺的味道。
我读了那么多小刚小明做好事的故事,我写了那么多扶老大娘过马路的作文。但在我长大以后,居然没人敢搀扶一个摔倒的老人。我想:现在有多少家长敢教育孩子,见到摔倒的老人要上前搀扶呢?恐怕是很少的吧。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奇怪:医院把没有钱的病人赶出去等死;家长不敢鼓励孩子在街头扶起老人;教师在教自己都不信的假课文;播音员在播自己都不信的假新闻。法院认为扶起一个不是自己撞倒的老人“不合常理”,交通队认为免费搭载一个胃疼的陌生人“不合常理”。
在合乎常理的社会里,我们很可能会像姚明那样,需要某些依靠。但是翻检我们几十年所受的教育,几十年所学的知识,却找不到这样的东西。
有一个美国人曾经接待过我。他执意领着我去看迪卡普里奥的电影《血钻》。我英语不太好,看得不是很懂,但大致情节是说非洲的钻石采矿业的黑暗。看完电影以后,他跟我说:这个电影拍得并不好。但是他所以要带我来看,是因为这个片子描写了钻石背后的血腥。他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就决心不再购买任何钻石。这个美国人说自己相信全人类是一体。无论是美国人的苦难,还是中国人的苦难,或者乌干达人的苦难,它们都是你的苦难。他还给我看他的胳膊,上面刺着一行字:我们是一体。他说这就是他的信念。
他这种态度略微有点咄咄逼人。而且对非洲人来说,多一个不买钻石的人,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也很难讲。但我还是因此对他充满好感。
我忍不住想:如果是我,刻在胳膊上刻下什么关于信念的句子呢?刻感谢祖国吧,我也没得过什么金牌;刻八荣八耻吧,我胳膊上又没那么多地方。
也许我该刻上一句时髦的话:“神马都是浮云”。然后,带着这句恶俗不堪的话,走在春色明媚的街头,让阳光打在脸上,假装自己非常洒脱,假装自己从没有过沮丧,从没有过困惑,假装自己像鱼一样,从不哭泣。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