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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我一座黄金城

(前言:我这几年来几乎没有转过文章,但是这一篇文章实在忍不住要分享。在当今社会,这种不偏激、不愤青,有思想、有沉淀,有理有据、娓娓道来的文章已经如同安全的食品一般难能可贵了!)

赠我一座黄金城

作者:押沙龙(来源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大家过的很清苦。没什么好吃的,也没什么好看的。白天看老师们带着菜色的橘子皮老脸,晚上搬凳子到邻居家看赵忠祥老师的《动物世界》。一天天就这么过去,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

老师告诉我们说,我们生活的很幸福。外国的小朋友就没我们这么幸运。他们在垃圾箱里翻东西吃,光着脚在街上卖火柴,非常可怜。我想:全世界这么多人,我怎么就这么幸运,出生在中国呢?

而且老师说,以后的生活会更好,我们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到时候一切都是按需分配,想吃芝麻酱就分芝麻酱,想吃烧鸡就分烧鸡。老师流着口水在台上讲,我们流着口水在台下听。我又想:我又不那么幸运了。我要是再晚生些年就好了,一出生就能随便吃烧鸡。

当时流行一套书,叫《小灵通漫游未来》,书里面说,2000年的时候,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家里都使唤机器人,还能坐宇宙飞船飞往太空,住在火星别墅里。我有时候记不清四个现代化是在2000年实现,还是20000年。有一次觉得是20000年,用减法一减,发现离现在有一万多年,心头非常悲伤,觉得自己是挺不到那时候了。后来发现是2000年,离今天只有十几年,感觉就像在路上捡了一个大钱包。

这就是我对未来的憧憬。

我相信,今天非常美好。未来会更加美好。

我们还学过一首歌:“我们的祖国像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和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笑开颜”。小学的时候常唱这歌。和我一起唱的小朋友们,后来有的去了外国,有的成家立业,有的在花园里走路时被打劫害死了,有的酗酒吸毒,还有的在坐牢。当年他们都唱过这首歌,和我一起。

那时,和暖的阳光照在我们脸上,我们相信现在,更相信未来。

我们相信成人为我们杜撰的黄金世界。

后来等我长大了,读《金刚经》,里面佛祖对须菩提说:“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我若具说者,或有人闻,心则狂乱,狐疑不信。须菩提!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想到当年老师们许诺我们的黄金世界,觉得一阵莫名心酸。

——须菩提!未来种种,我若具说者,或有人闻,心则狂乱,狐疑不信。须菩提!当知汝之幸福不可思议,汝之未来不可思议!

我为什么会想到写这篇文章呢?起因还是那个很热门的新闻。今年,深圳要召开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未来创造一个安全舒心的环境,深圳警方启动排查清理行动。有8万多名治安高危人员被赶出深圳。

这些人被分为八类。比如“有前科、没有正当职业的,又长期滞留深圳的”是一类;“在应当就业的年龄无正当职业、昼伏夜出、群众举报有现实危险的”,是另一类;“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员,对他人有危害的的”,又是一类。

这个新闻让我非常震惊。那种感觉几乎难以描述。最最让我震惊是它驱逐的第六类人——“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员,对他人有危害的的”。我总以为:这样的精神病人员,应该得到治疗。如果无法治疗,也应该得到看护。他们是病人。

为了让一群运动员比赛,将病人驱逐出去。在我看来,这里头有一种惊人的邪恶。如果我是参赛的运动员,我不知道我会怎么办。有许多人为了我参加的这场比赛,流离失所,其中甚至还有许多病人。这种情形下,我不知道自己如何心安理得地跑步、游泳……

他们被驱逐到哪里去了呢?他们被驱逐后,是否就对他人没有危害了呢?新闻没有报道,也许是认为无关宏旨吧。

今年是2011年,离我曾翘首以盼的2000年,已经过去了11年。小灵通告诉我说,2000年我们可以在火星上居住。但2011年的时候,很多人连在深圳居住都会被驱逐。这不是我当年所能梦想到的。

我小学时的老师教育我们: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个人利益要服从于集体利益。我想,也许他能解释清深圳的这条新闻吧。

说起这位老师,我想起了发生在他身上的另一件事。

当时我们那儿发生过一次轻微地震。从那以后就人心惶惶。有天夜里,教师家属院里有人大喊一声“啊呀”,然后又一片安静。我们这位老师惊醒了。他也没声张,一个人悄悄穿着短裤奔出房间,奔过20米的走廊,一个健步越过阳台栏杆,从三楼跳了下来,咔嚓一声摔断大腿。他瘸了一个学期,看谁都恶狠狠的。

这些事情真是很难形容。我当时是个小孩子,就更加难以说清自己的感受。

后来这位老师不教我们了。但课堂上也好,电视上也好,还是不断有人教育我:个人利益要服从于集体利益。我无法反对这个说法。是啊,谁能说集体的利益就不重要呢?

大家都知道,一旦要举行世界级的大型活动,这个城市里就会有很多奇怪的做法——至少在我看来很奇怪。比如空气质量本来特别坏,大家呼吸着有毒的空气,但谁也没办法。可是一旦举行奥运会,为了保障奥运会期间的空气质量,就不许排污,甚至不许大家装修房子。改善空气质量是好事,但这样改善让人有一种屈辱感。再说,不许装修房子又有什么道理呢?

小时候常听到一句话:“国家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自己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我们呼吸有毒的气体,得癌症也好,得哮喘也好,这都是小事。但是那几天里,熏着外国友人,就是大事。有人说,这是为了国家的形象。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我只知道,这样让我觉得自己活得很贱。

为什么我活得贱,国家就有了面子了呢?我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也许是我太敏感了吧。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一件事。前一段,连着爆发了好几次幼儿园杀人事件。有些人渣冲到幼儿园里头,砍杀儿童。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惶惶。一位大学老师非常担忧。他担忧的不是儿童没有得到保护,而是“此事传播出去,会影响国际声誉”。这样的想法我很难理解。有些人不是害怕我们死掉,而是害怕我们没有默默无闻地、像狗一样地死掉。好像只要我们默默地死掉,这样国家就有声誉了。

其实,宁肯关起门来吃屎,也不愿出去倒马桶的人家,怎么可能在邻居里头有好声誉呢?

有人说,外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我想这是可能的。许多媒体确实可能在丑化中国。

但另一方面,我们有没有在妖魔化自己呢?我们所杜撰的天堂里,是不是有点太干净,有点太纯洁——干净纯洁到了反而像空虚的地狱呢?

本来北京街上有很多乞丐。开运动会的时候,他们就不见了。我想是怕外国友人看了他们恶心,所以把他们赶走了。当然他们后来又回来了,可我不知道:被赶走的日子里这些乞丐是怎么想的。

也许什么都没想,觉得世间本就该如此吧。

我很少看体育节目,对篮球明星也不太关注。但是前几天偶然看了一段姚明的话,印象很深。姚明说:“信仰是我们现在缺失的东西,信仰中包含道德。在某个时候,我需要某些依靠。但是在我的文化背景里找不到。”

有人说我们丢失了信仰。丢失,意味着以前有过。我不知道50后,60后什么样,但从我个人经验看,我们这一代也许从未就没有过信仰。

我曾相信自己生活在花园里。我曾相信自己将生活在一个更美的花园里。但这不是信仰。我不过是把自己交托在一个巨灵的手掌里,相信它最好最牛逼最为我考虑。这算是什么信仰呢?这里又有什么道德呢?

我受的教育一直是这样:失火了,我们应该学习赖宁去救火,然后被烧死;暴风雪来了,我们应该学习草原小姐妹去救马,然后被冻死;打仗了,我们应该学习董垂瑞去攻碉堡,然后被炸死。我知道,这些人是英雄。我们都该学习。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总是有人教育我,应该用生命去做什么,却很少有人教育我,应该为生命而做什么?

我记得,在我小时候,大家的生命是很便宜的。比现在更便宜。

我很小的时候,街头经常会贴出一些告示,宣布某些罪犯如何如何罪大恶极,判处死刑。然后就会有卡车,拉着这些五花大绑的人游街,最后拉去枪毙。说到枪毙,我忍不住要拉杂多说几句。我读到一篇文章,说林昭被处死后,她家里人得到的第一个通知是催缴子弹费。这个很荒诞,写到《第42条军规》里,会被美国人当成作者杜撰的艺术情节。不过我记得在以前,这不是艺术,而是惯例。你自己这么坏,政府在百忙当中要枪毙你,怎么还能让政府自己花钱呢?大家好像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后来宣布取消子弹费的时候,我记得有人还很感激了一下,觉得政府情愿让罪犯钻空子白死,可见是何等大度。

不知怎么,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鲁迅的一篇杂文,里面提到了小说《铁流》里的一个故事。“农民杀掉了一个贵人的小女儿,那母亲哭得很凄惨,他却诧异道,哭什么呢,我们死掉多少小孩子,一点也没哭过。他不是残酷,他一向不知道人命会这么宝贵,他觉得奇怪了。”

我们那些小孩子很喜欢看游街,能跟着跑一路。胆子大的据说还看过枪毙人。我胆子不够大,也不知道怎么找到地方,从没见过。但是有小朋友自称看到过,绘声绘色地描述。大人似乎也没怎么禁止。

我们就这么胡乱长大起来了。

有人说当年我们如何充实,如果有信仰。他们也许是这样吧,反正我当年从来没有充实过,从来没有过信仰。我只是跟着游街的车子跑。

他们在车子里,而我在车子外。要说信仰的话,也许这就是信仰吧。

后来终于渐渐地,我们发现身下的巨灵之手,并不像想象中地那么完美。于是很多人有了一种幻灭感。现在大家说这些东西都无聊。只有钱才是最重要的。人一辈子值不值得过,就看有没有挣到足够多的钱。一个人成功不成功,也就看他有没有挣到足够多的钱。

有人说:哎呀你看,我们从理想主义者变成了犬儒主义者。其实,依我看,我们一直是犬儒主义者,从来没有所谓的变。要说变,最多变得只是脸谱。

鲍勃迪伦有过一首歌,叫《像滚石一样》。歌里唱到:

How does it feel
How does it feel
To be on your own
With no direction home
Like a complete unknown
Like a rolling stone?

我是什么呢?我连滚石都不是。我是被人信手涂鸦的纸,然而生命里又没有橡皮这一说。

在童年的时候,我们不曾纯真;在青年的时候,我们不曾燃烧;在成年的时候,我们不曾成熟。我们是什么呢?

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能看出来,深圳撵走这8万人是没有道理的。比如撵走“涉嫌吸毒、零星贩毒、涉嫌销赃的”这一条。如果确实贩毒、销赃,就应该抓起来治罪。仅仅是涉嫌,怎么能驱逐别人呢?又比如,有前科,无职业,为什么就不能在深圳“滞留”呢?他们应该在哪里“滞留”呢?

但好像很多深圳人支持警方。这也不奇怪。深圳治安据说确实不好。这8万人里肯定有作奸犯科的人。对于没被驱逐的深圳人来说,赶走这8万人,可能生活的确会安全些。至于8万人里是不是有被冤枉的,谁又顾得了这许多呢?

当然,要真正安全,最好的办法是警方廉洁、守法、高效。但这个东西完全不在深圳市民控制范围内。这就像地震、海啸这些自然现象一样,只能接受而无法干预。这就像有壮汉在街上揍人,我干涉不了,就只能暗自希望他揍的不是我,而碰巧是我的仇人。昆德拉引用过某个作家的一段话:鱼类从不抗议捕鱼业,它们只希望逃脱网眼。在网内,还是在网外,这是生死攸关的区别。

最近电视上有个广告,上面一个童音在说:“一靠政策二靠天”,后面还说什么我记不得了。这两样东西都是我们控制不了的。我们只能对它们给予最美好的希望与祝福。这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我读《金瓶梅》的时候,读着读着忽然看到一句话:为人莫做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这句话我不记得是在那段情节里了,但读的时候心头一惊。被色情描写勾起的欲念,也被全盘打消。

说到这里,我忍不住又要引用别人的话。这不是我故意引经据典,实在是这些人说的比我好。内布尔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愿上帝赐我平静,去忍受我必须忍受的事;愿上帝赐我勇气,去改变我可以改变的事。——请上帝赐我智慧,让我分辨两者之间的不同。”这句话初次读的时候,不觉得什么。再次读到的时候,只觉得有一阵涌动的忧伤。

本来这篇文章到这儿就该结束了。但我又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些事情,最后再随便说几句吧。

那时候经常要写作文,常见的一种作文就是扶老大娘过马路。老大娘颤巍巍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就对老大娘行个少先队礼,说“我叫红领巾!”。然后就匆匆离去。

多年后,我看到的是这样的新闻:“山西省原副省长薛军逝世。据说死因是不久前在海南公务,饭前独自上街散步,不慎摔倒晕将过去,街上过往行人,无一人上前搀扶。”这样的事情在社会新闻里还有很多,只不过老人是“原副省长”,让人觉得格外有讽刺的味道。

我读了那么多小刚小明做好事的故事,我写了那么多扶老大娘过马路的作文。但在我长大以后,居然没人敢搀扶一个摔倒的老人。我想:现在有多少家长敢教育孩子,见到摔倒的老人要上前搀扶呢?恐怕是很少的吧。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奇怪:医院把没有钱的病人赶出去等死;家长不敢鼓励孩子在街头扶起老人;教师在教自己都不信的假课文;播音员在播自己都不信的假新闻。法院认为扶起一个不是自己撞倒的老人“不合常理”,交通队认为免费搭载一个胃疼的陌生人“不合常理”。

在合乎常理的社会里,我们很可能会像姚明那样,需要某些依靠。但是翻检我们几十年所受的教育,几十年所学的知识,却找不到这样的东西。

有一个美国人曾经接待过我。他执意领着我去看迪卡普里奥的电影《血钻》。我英语不太好,看得不是很懂,但大致情节是说非洲的钻石采矿业的黑暗。看完电影以后,他跟我说:这个电影拍得并不好。但是他所以要带我来看,是因为这个片子描写了钻石背后的血腥。他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就决心不再购买任何钻石。这个美国人说自己相信全人类是一体。无论是美国人的苦难,还是中国人的苦难,或者乌干达人的苦难,它们都是你的苦难。他还给我看他的胳膊,上面刺着一行字:我们是一体。他说这就是他的信念。

他这种态度略微有点咄咄逼人。而且对非洲人来说,多一个不买钻石的人,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也很难讲。但我还是因此对他充满好感。

我忍不住想:如果是我,刻在胳膊上刻下什么关于信念的句子呢?刻感谢祖国吧,我也没得过什么金牌;刻八荣八耻吧,我胳膊上又没那么多地方。

也许我该刻上一句时髦的话:“神马都是浮云”。然后,带着这句恶俗不堪的话,走在春色明媚的街头,让阳光打在脸上,假装自己非常洒脱,假装自己从没有过沮丧,从没有过困惑,假装自己像鱼一样,从不哭泣。

(全文完)

QQ隐身族

QQ隐身族
来源:天涯社区
作者:南方之恋

我刚上线,QQ对话框里就跳出来一段话:“半年了都不见你上网?”是我的一位大学同学,我写了一行字过去:“其实我每天都在线,不过隐身而已。”很快,QQ上一个灰色的头像就动了起来,原来我这个同学也在隐身,他说:“其实也没有什么事。”然后他的头像继续灰色,我们谁也没有继续聊天,就这样归于沉默。

刚拥有QQ的时候,我在图书馆、网吧,凡是能上网的地方,第一件事就是先上QQ,然后让那只企鹅头像挂在电脑右上角。很快,好友名单中的头像就次第亮了起来,唧唧地叫个不停。但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所谓的上网,其实就是QQ聊天,不管是熟悉的朋友,还是陌生人,都在闲聊些有用无用的废话。

现在我每天都挂QQ,里面近百来个好友都是我的同学和朋友,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头像都是灰色的。偶尔,我随便写几个字过去,那边顷刻就有回音,原来,几乎每个人都在线,却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隐身。

我曾经问过一个朋友为什么一直隐身,朋友淡淡地回了一句:“无话可说。”是啊,说什么呢?大家都已经分别,已经不会像刚学会上网那样喜欢显摆,喜欢抱怨,岁月就像茧子,将心灵厚厚包裹。我们已经习惯不轻易向别人敞开心扉,不管是快乐,还是郁闷。即使在QQ上偶尔寒暄,可是寒暄过后更沉默。有事时,大家都是一个电话打过去直接聊 ,还有谁在电脑上嘀嗒嘀嗒地敲打半天?

还有一个原因,你一旦上线,那些亮着头像的你的朋友,你不去问候一声吗?QQ毕竟不像手机和电话,有了来电再去接,你明明看见朋友和同事在线,你能不寒暄一下吗?就好像我们走在街上打个照面会问一声“吃了吗”一样。其实我们很忙,或许你的寒暄会让朋友感觉你正无聊,你正寂寞,你需要找人聊天,找人安慰。那边的信息会一条条跳出来,让你疲于应付,或许,那边的朋友和你一样也是在疲于应付。所以,干脆隐身吧,那会让我们少了很多道义上的负担。

隐身的人越来越多,不管你拥有几个QQ还是MSN,许多人统统选择了隐身。很多时候QQ已经变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工具,我们并不指望能从中得到什么,不管谁的名片上,QQ号都是可怜地呆在最下角。

但是,没有人会抛弃QQ,很多人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将QQ挂上,我们的好友名单常常灰暗一片,却很少有人将他们删掉。也许,我们在乎的只是一种感觉,一种在偌大的城市里依然有自己熟悉的人的感觉,呆在QQ上,我们就似乎还呆在一种温暖和熟悉的群体里。虽然彼此都隐身,但都在关注着对方,当你有所需求,登录的上线提示就会从右下角一直顶到屏幕的顶端,在钢筋水泥的城市,在灰暗的QQ头像后面,依然隐藏着可以释怀的温暖和信任。

原文地址:http://bbs.city.tianya.cn/new/TianyaCity/content.asp?idWriter=0&Key=0&idItem=301&idArticle=5487

P.S.个人对这篇文章十分有共鸣,正巧今天有人问本猴为什么不用彩虹版的QQ,也许,原因,就在这篇文章里吧……

可怕的是只有两种声音

前段时间看到的一篇文章,很有共鸣便转载于此。

可怕的是只有两种声音——极端民族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的网络激荡
作者:刘汉鼎
原文出处:中国青年报


4月7日,北京奥运火炬传递在法国巴黎进行,遭到“藏独”分子的阻挠,残疾人火炬手金晶用双手紧紧抱着火炬。贾婷摄

8月15日,奥运女排预赛,中国队对阵美国队。美国女排主教练郎平在比赛后,向观众挥手离场。宁彪摄

2008年,中国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事情:南方冰雪,拉萨骚乱,火炬传递受阻,汶川地震,台湾反贪,北京奥运,山西矿难,三聚氰胺……

许多事件在网络上都引起了激烈的争吵。与近些年我们已经见惯了的网络争吵模式相符,最洪亮的总是来自两个相反的极端的声音。

金晶在国内也遭到两次袭击

今年4月7日,上海残疾女青年金晶在巴黎参加奥运火炬传递时,受到一位“藏独”壮汉袭击。这一出人意料的事件,成为一个转折点——自拉萨“3·14事件”以来,中国首次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在世界公众舆论审判中,由被告变成了原告。

这一突变,显然让某些“逢中必反”的中国人气急败坏。在国内某一著名的极右翼论坛网站上,在第一时间转贴的国外有关新闻报道之后,全是网友们对于造成这一局面的金晶(当时还误译为“金京”)的切齿痛骂之声。最轻的是讽刺“你回国以后可以有工作了”,最重的是难以转述的对于女性的人身攻击,重复最多的则是这样的质问:“你身残脑也残吗?”在前三页的几十个跟帖中,没有一个网友对金晶表示同情,对袭击残疾女性的人表示愤慨。

这是金晶受到的第二次袭击,虽然她本人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在几家浏览量很大的门户网站上,网友们对金晶几乎全是慰问和赞扬。她甚至被夸张地誉为“最美的姑娘”和“爱国英雄”。

但仅仅几天之后,网络再次风云突变,金晶第三次遭遇袭击。“家乐福?在咱们家里支持‘藏独’,还有它继续存活下去的必要吗?关门打狗!”——有家左翼“愤青”密集的网站发出帖子。“抵制家乐福”的喧嚣从网络弥漫到街头。金晶因为发表了反对抵制的意见,刚刚把她捧到天上的那部分网友,有些转脸就斥责其为“卖国”的“汉奸”。

同一时间,被一拨人捧到天上却被另一拨人拍到地上的,还有那些参加了反对藏独、支持奥运游行的海外华侨、华人、留学生们。在各大门户网站和几个左翼的思想论坛上,他们受到了网友们几乎一致的喝彩。而在另外一些网站上,他们遭遇的则是几乎口径一致的辱骂:“赶紧滚回来,别在外边丢人!”“中国那么好,你还出去干嘛?”甚至有人“检举”那些已加入外籍的华人已经违犯了所在国的法律:“你入籍时已经宣誓效忠美国,为什么还参加支持中国的游行?”

最吊诡的是,有愤激的右翼批评者指控,那些留学生之所以参加支持中国政府的游行,是因为他们都是些“贪官子女”(“受到政府洗脑”、“接触不到全面的信息”等其他常用理由,搁在出国已久的留学生们身上,显然不能成立)。而这,恰恰也正是此前某些愤激的左翼人士对于留学人员经常指控的罪名。

那位著名的美国杜克大学女留学生王千源的遭遇则正好相反。因该同学同情“藏独”,其远在青岛的家庭住址、电话、母校等都被网友“人肉搜索”出来,辱骂不休。而某个海外组织则马上就给她发了奖。对此大家记忆犹新。

一位在英国著名大学任教的华人专栏作家,传播自由民主理念经年,广有影响。这时候因为在个人博客中批评了几句“藏独”和西方媒体(虽然同时也批评了中国政府和中国媒体),受到了一些从前“战友”的围攻。她把这些“战友”的思维逻辑概括如下——

“为什么藏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值得肯定的?”
“因为他们追求民主自由。”
“为什么汉族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令人鄙夷的?”
“因为他们脑残了。”
“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人都反对我们,难道他们也有自己的道理?”
“我们当然要反思,因为他们很可能有自己的道理。”
“为什么海外华人中有那么多人都义愤填膺,难道他们也有自己的道理?”
“没有,因为他们都脑残了。”
“藏人运用自己的权利抗议火炬传递,是不是对自己权利的正常行使?”
“那当然,民主社会嘛。”
“汉人运用自己的权利为火炬传递助威,是不是对权利的正常行使?”
“正常?一帮脑残。”
“反共、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是不是都要go back to C hina (回中国),要不然显得特装×特懦弱?”
“怎么会,表达理念,在哪儿都行。”
“爱国、民族主义愤青是不是都要go back to China,要不然显得特装×特懦弱?”
“当然,因为他们都脑残了。”

她本人没有被昔日同志说成“脑残”已是侥幸。她说,自己身边的中国人不少都表示要去参加支持奥运反对“藏独”的示威。但同样一批人,听说黑砖窑也会愤怒,碰到支教也会捐款,看到腐败报道也会骂娘,谈到国内的贫富悬殊也会心痛……为什么要把他们妖魔化成“脑残”呢?她把这些人的所谓“独立思考”,讥为新的“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即:“凡是敌人反对或估计可能会反对的,我们就坚决拥护”,“凡是敌人拥护或估计可能会拥护的,我们就坚决反对”。事实上,极左与极右之间的共同之处,远远超过了表面上的水火不容。譬如,他们都“唯我正确”、“一贯正确”、“永远正确”,都“非黑即白”,都相信“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则不足以矫枉”,都爱说狠话,都爱吐唾沫,都具有超强的“洗脑”欲望,都把大多数民众当成已经先被对方洗过脑的白痴,所以迫切需要自己来给重新洗一次。他们每一方在写帖子的时候,都充满了道德、智力和信息上的优越感,视与己意见不同者皆为“五毛”或者“网特”。他们互相之间只有咒骂,从不进行真正的辩论。他们都自认为理想在胸、真理在手,其他人或是愚昧无知或是别有用心或是正无限崇敬地等待自己指引航程,所以一个个都“致命的自负”。

王兆山的词与焦国标的诗

有两首非常著名的诗歌,且摘读其中最著名的几句——

天灾难避死何诉,
主席唤,总理呼,
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
十三亿人共一哭,
纵做鬼,也幸福。
(王兆山《江城子》)

假如有来生,
当兵只当美国兵。
假如今生注定死于战火,
就作美国精确制导炸弹下的亡灵。
(焦国标《致美国兵》)

王兆山先生和焦国标先生立场截然相反无疑。但这两首诗的思维模式和视人命如草芥的价值观,却完全相同!

历史上,庞涓和孙膑学自同一个师傅。在网络上,被称作“精英”的极右翼和被称作“愤青”的极左翼(也称“右愤”和“左愤”),虽然表面上誓不两立,但他们同样都是“就是好呀就是好”的孩子,都是在东西方冷战的大环境中,在“斗争哲学”的熏陶下长大的。好就好上天,坏就坏到底,总是有一个东西被膜拜着,有一个东西被痛恨着。同样感情强烈的词语,被不同的人,或者相同的人在不同时期,加诸可以互相置换的对象(譬如“中国”与“美国”)身上。

这两种极端的人,日常心态都是愤愤的,都充满激情而少见理性——虽然他们都不认为自己“极端”,都认为自己最客观理性、天公地道,都以为对方才是以派划线,感情冲动,不讲道理。在网络上,他们经常以同样的“国骂”向对方喷射。

不过,两个极端之间也有互相交流和学习。排外“愤青”(“左愤”)甚至能够从他们的死敌、日本“右愤”政客石原慎太郎那里抄袭标语口号——划时代的“愤青”著作《中国可以说“不”》,书名就盗版自后者的《日本可以说“不”》。

但中国“愤青”(“左愤”“右愤”都包括在内)与其日本师傅相比,水平却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日本可以说“不”》一书,写得不带火气,它并没有历数美国罪状,号召日本国民反对美国。作者只是以日本实体经济所占比重与美国的比较、日本半导体工业水平与美国的比较,甚至日本国产新型战斗机转弯半径与美国军机的比较等等,拿一大串数据证明:日本已经有能力对美国说“不”了。准确地说,该书书名应该译为“日本能够说‘不’”。《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则书名改为“中国应该说‘不’”才名副其实。书中全是火辣辣谴责美国这不对、那不对,而压根儿不管中国到底有没有反对美国的本钱。当日本经济进入衰退期,实践证明“美国仍然第一”,人家石原等人就再也不对美国说“不”了,改为专对中国说个没完。而中国网民对美国说“不”的风潮,却历十余年而不衰。老师比徒弟们要理性得多。

中国“右愤”与石原等日本“右愤”的区别在于,中国“右愤”坚信“美国总是对的”,“美国伟大光荣正确”,像石原他们那样妄图对美国说“不”,本身就是错的,就是愚昧,就是“脑残”。

在中国“左愤”们眼里,美国除了有钱有枪,其他基本上一无是处,中国没有必要向美国学习,而应该同它作殊死的斗争;而在中国“右愤”们眼里,美国就是已经落实到了地面上的完美乌托邦,向美国学习,就必须怀着无限崇拜的心态去学,谁要是认为美国并非十全十美,我们必须学其长而避其短,那就不是真学,甚至那就不是真的对外开放。

在中文网上,我们可以看到最热情洋溢的关于美国的颂诗:

天佑美利坚,是人类自救应有的福报
是神和人类永恒约定的圣地
美利坚,她不是一个传统概念和民族意义上的狭隘政权和国家
她是我们所有地球人类的灵魂祖国
美利坚,代表着世界的未来,人类的希望
她是不可战胜的!

当然,持这种信念的网友们,对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演唱《歌唱祖国》,一致表达了反感和厌恶。也当然,持截然相反信念的网友们,会被这样的颂诗刺激起十倍百倍的怒火,从而进一步佐证了自己确实就是如假包换的“愤怒青年”。

以美国划线,敌、我、友的阵线随之而定也随之而变。前几年,德、法两国跟美国不痛快,在中文网站上我们看到,“左愤”们因此怎么看怎么觉得德、法顺眼,而“右愤”们则普遍地跟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学舌,动辄咒骂“老欧洲”。今年,当然,这一切又都反了过来。

从两个极端奔向同一目标

来自这样两个极端的人,是网络上表达欲望最强烈的人。他们的声音因偏激而尖锐,因而更容易被人们听到。所以,这样的声音会被放大,甚至会覆盖另外一些“芸芸众生”的声音。而习惯于沉默的大多数,甚至可能直接被忽略了。这样覆盖一部分再忽略一部分之后,凸显出来的民意,很可能就只剩下极端的左右两翼“暴民”的民意了。

2003年初,左一份著名的《中国各界反对美国政府对伊拉克战争计划的声明》,右一份同样著名的《中国知识分子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两份声明的发起人捉对儿死掐。那些既反对“萨达姆独裁政权”,又“反对美国政府对伊拉克战争计划”的“中国各界”人士,绝大多数是不会跟着发什么声明的,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因而都不大听得到他们的声音。这算是一个典型个案吧。当时,英国BBC在相关报道中,对于上述自称的所谓“中国各界”和“中国知识分子”代表给予了同等的鄙视。

假如人们只能听到发自两个极端的声音,这个社会就太可怕了。

因为,来自这两种极端的力量,可能会把国家推向同一个危险的目标。极右翼欢迎世界与中国对抗,极左翼鼓动中国与世界对抗,双方殊途而同归,他们的目标实际上都是一个:让中国孤立于世界。

有一家著名网络论坛,在法国总统萨科齐对于是否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一再含糊其辞、没个准信儿的时候,曾发过一个特明白的帖子,大意是:现在,中国的左右翼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完全达成了一致——都希望萨科齐不要来。“左愤”们觉得此人讨厌,不欢迎他来;“右愤”们希望他不要给中国政府面子,坚持别来。

幸亏,“愤青”们的力量主要体现在网上。萨科齐还是到北京来了,中国政府还是对他进行了礼貌的接待,都没照“愤青”的路子走。

就在同一时间,网上还发生过另外一波殊途而同归的“各说各话”。今年春夏以来,台湾海峡上空弥漫着近20年来罕见的浓郁的和平气息。对于两岸的人民,这种局面是多么可贵!但极左和极右的人却全都对此感到不舒服。一家著名的极左网站发出多篇文章,指责中央的对台政策太软了,让步太多了,太不坚持原则了。大陆另一家著名右翼网站则指责马英九对大陆太软了,让步太多了,鼓励他“联合美日,使劲向大陆施压,完全不用害怕”。

双方立场截然相反,但其努力的目标都是一个——鼓动两岸重新进行对抗。

这种“冷战尚未结束,同志仍须努力”的思维,意识形态挂帅的思维,“汉贼不两立”的思维,是多么吓人!

“愤青”治小国而国恒亡。“左愤”米洛舍维奇领导的南斯拉夫,而今安在哉?“右愤”萨卡什维利治下的格鲁吉亚,已经危乎哉!“愤青”治大国呢?美国曾一度被新保守主义“愤青”控制了对外政策,结果陷进伊拉克泥潭拔不出腿。“中东民主路线图”的制图者似乎不懂得:大多数伊拉克民众反对萨达姆不假,但他们也并不喜欢美国,他们真心喜欢的是美国的死敌伊朗。现在,不撤兵,天天都要死人;撤兵,忙活了5年,恐怕白白为伊朗做了嫁衣裳。

来自这两个极端的力量,会因对立一方的存在,而更加膨胀自己一方的存在价值和正当性,甚至会刻意夸大对手的影响力(譬如双方都把对手说成是“主流意识形态”),以强化自己的使命感、崇高感(“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众人皆脑残而我独完整”)。而试图以民族虚无主义来反对极端民族主义和以极端民族主义来反对民族虚无主义,结果都只能适得其反。

其实,以我观察,极左和极右两翼,谁以“弱势”自怜亦复自矜,都纯属矫情。有的门户网站兴旺的时政论坛,长期为“左愤”所占据。有的以“右愤”言论为特色的论坛网站,目前其发帖量,跟帖量,阅读量等“人气”指标,也丝毫不在门户网站的时政论坛之下。譬如,那家曾经齐声痛骂金晶“身残脑也残”的右翼论坛,9月22日傍晚17:51转发“李长江辞职”的消息,至19:27止,仅仅96分钟之内,该帖就有11914人阅读,234人跟帖!—这还是在晚饭前后,远非上网高峰的时间。谁都别再说自己“边缘”了吧。

而网上拼杀的一个特点是:对手有多极端,自己往往也会相应变得有多极端——对手越左,我就会逐渐变得越右;对手越右,我就会逐渐变得越左。

奥运会中美女排“和平大战”,郎平执教的美国队战胜了中国队。公众比较普遍的反应是理智的,既对中国队输球感到惋惜,也对郎平的成就表示敬佩。在过后的几场比赛中,喜欢郎平的中国观众仍然在热情地为美国队加油。中美两国报纸对此都多有正面评价。但如果你到那几家立场极端的网站看看,则会误以为这场比赛是发生在十几、二十年以前的“小山智利”时代。中美赛后,在一家著名的极左网站,我们看到,骂郎平“卖国”,要求向郎平索赔“国家培养费”,甚而要求反思中国人才外流问题的文章,刷拉拉糊了一片。再看另一家著名的极右网站,则是一大串唯恐天下不乱的帖子:“好高兴哦”“粪粪们会不会骂郎平汉奸?”“美国人郎平,一身正气地坐在美国教练席上,运筹帷幄。郎平的昔日队友现女官员则与宋大嘴坐在上面,乌鸦样地叽叽喳喳”,“郎平忠实地履行了她入籍时在美国国旗下的誓言”,等等。事实上,郎平根本就没有加入过美国国籍。

这是刚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我们知道,就郎平问题持以上两种极端观点的人,实际上都是极少数,但就是这极少数人在网上吵闹不休,从而互相为对方的存在提供了足够的理由。

就美国反恐问题,中国的左右翼网民之间已经打了多年文字官司了。但是,就像无法理解大多数观众可以既喜欢郎平又喜欢中国女排、既盼望刘翔夺金更敬佩博尔特破纪录一样,按照把世界黑白两分的逻辑定式,“左愤”和“右愤”们恐怕也都难以理解:那些让中国无比头疼的东突分子,为什么竟然也会在阿富汗和基地组织一起并肩抗击美军?——他们还曾在车臣参加抗击俄罗斯军队。而拉登早些年曾经两度亲赴科索沃,指导如今被欧美扶持上台的那些人,开展针对塞尔维亚的独立斗争。难道对恐怖分子也应该再洗一次脑,要求他们必须站稳“亲美”或者“反美”的立场,以便于中国的网民进行敌我分明的归类吗?

也许,在两个极端的人群看来,世界如果是丰富多彩的,那就太没意思了!

“者”们在努力把“主义”搞臭

扛着“爱国主义”大旗,动不动就喊打喊杀的极左翼“愤青”,从网络时代初期就收获了一个“爱国贼”的封号。他们几乎总是帮国家的倒忙,因而非常对得起这个称号。

他们总是在怀念毛泽东时代所谓“强硬”的外交风格。但是,36年前,在美国还与台湾蒋家保持着外交关系,甚至还在台湾驻着成建制军队的时候,毛泽东就能邀请美国历史上最反共的一任总统尼克松访华。苏联大军压境,国家危难当头,老一代领导人何曾像“愤青”们推崇的那样,只图一时痛快?

这些年,“左愤”们在与外国打交道时,总是一副好斗的公鸡模样,总疑心外人在算计自己,总觉得自己肯定是吃了亏,从不相信还有“互利双赢”这码子事儿;作为一个影响力有限的地区大国的国民,却老是像地球主人一样,爱为千万里以外国家民族间莫名其妙的纠纷打抱不平。

十几年来,各大主流报刊的评论员们,写批评教育这类“愤青”的文章都已经写溜了,也写疲了,可这些被教育者怎么仍然不明白“首先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最好的爱国,就是立足本职岗位做贡献”等评论员们老生常谈的革命道理呢?

我个人以为,今年,极左翼“愤青”们做得最没品的一件事,是在网上骂肯德基等几家知名外企对汶川地震灾区捐款太少,进而号召消费者抵制!效果倒是立竿见影,大老板们都慌慌张张登上飞机直奔北京来追加捐款。但是,他们在痛骂其公关经理失职的同时,心里能不痛骂中国“愤青”们的亲娘吗?

用不了几件这样的事情,这些所谓的“爱国主义者”就能把“爱国主义”给彻底搞臭。

同样的,那些逢中必反的极右翼“愤青”,也有他们声称的“主义”。不过观其言行,似乎他们的目标,也是要把这种“主义”搞臭。

汶川地震发生后,达赖喇嘛的崇拜者、美国女演员莎朗·斯通说了句“这是报应”,惹来很多网民怒骂。在这时候,极右翼“愤青”不吱声也就罢了,可他们却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硬拗,说莎朗·斯通的本意是好的。为此,甚至涌现出了一批网络“语义学家”、“翻译家”和“佛学家”专门抠字眼儿。即使在莎朗·斯通本人已经承认自己确实说错了话、进行过道歉以后,这些“家”们仍然坚称该女说的根本就没错儿!——这样的事情并非仅仅一起。

在CNN就其对华报道中的偏颇表示道歉后,在一家著名论坛网站上,我看到一连串声声不绝的跟帖:“我没觉得受伤害,你不用道歉!”“我也没受伤害,不用道歉!”“我也……”——这类“纯属故意找抽”的事情,也发生过不止一起。

最不可理喻的就是,在陈水扁弊案连发后,大陆个别极右翼“愤青”对其毫无保留的“仗义”相挺。

7月21日,陈水扁以被告身份出庭,被一位64岁的男子苏安生从背后踹了一脚。在大陆某著名网站转载报道这一事件的新闻后面,跟帖几乎全是骂苏“老而不死”等话的。数日后,这位苏老汉在出门锻炼时被人尾随并殴打,致左手开放性骨折,头部受伤。在同一个论坛网站,这条新闻下面,则几乎全是“打得好”、“此人的确欠揍”、“动刀的必被刀动,打人的必被人打,报应!”“天理循环,报应不爽”等等。在第一页的十余条跟帖中,对这位受伤老汉表示同情的仅有一帖。

去年,曾经把陈水扁的女婿、亲家送进监狱的台湾“爆料天王”邱毅,自己被判入狱。大陆这边的极右翼“愤青”们,在网上也曾一片欢呼声。邱毅的揭弊行为影响了“台湾民主”的形象和“台独”运动的发展,所以,他们和台湾的“深绿”、“死忠”群众一样,也对邱毅恨之入骨。

马英九陷入“特别机要费”案时,“右愤”们则表现得有些幸灾乐祸。“民主”而“不独”的马,显然不如“民主”而“极独”的陈,更让大陆多数官民讨厌。“右愤”偏袒阿扁,可说纯粹就是“为反对而反对”。

前些日子,陈水扁发表声明称,查处他的案子是“政治清算”、“抄家灭族”、“成王败寇”,有网友马上跟帖表示:“我还是比较相信阿扁的说法。”他说这话的时候可能忘了,如果阿扁的说法可信,那么今日的台湾就根本算不上他喜欢的“民主社会”、“法治社会”了——“成王败寇”的社会是什么社会?

去年4月16日,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事件。凶手打死32人、打伤多人后自杀。

事发后第一时间传出的消息称,杀人凶手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右愤”们马上在网上骂开了娘:“只有中国的教育制度才能培养出这么没有人性的学生!”“这个留学生是不是贪官子女?”“此人可能是中国军情部门派到美国的特种兵,否则枪法不会这么好!”“美国大学今后应该拒收中国留学生!”

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凶案告破,警方查明制造这起惨案的是23岁的韩国籍男子赵承熙,他从8岁起就一直在美国上学。“右愤”们的指责全部落空。有人把“右愤”们这几个小时内发表的“愤帖”集纳起来,在网上集中进行了一次晾晒。其效果可想而知。

更败坏“右愤”声誉的“乌龙”名帖,是5年多以前发在著名网络论坛《天涯社区·国际观察》上的一篇《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很快就能找到,大家不要着急》。5年多来,天天都有人把这个帖子翻出来逗乐:“你慢慢找啊,我们不着急!”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个如今已垒成万层高楼的名帖的存在,使“天涯国观”变成了“左愤”的乐园,原来已经有些名气的“右愤”ID,在这儿逐渐待不下去离开了。以一帖而致一个阵地易手,得发动多少个“网特”或者“五毛”,努力多少个昼夜,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物极必反。“愤”极岂独不然?

9月28日,徐友渔先生发表文章,也提到:“要区别一个国家的建国理念、立国原则和它的国家利益,它的地缘政治学考虑。头脑简单的人往往处于两个极端,一种人在某个西方国家与我们发生纠纷或利益冲突时,对之全盘否定,连原来承认是先进的理想、原则、制度、做法都变得一无是处,如果还有人继续主张参考、借鉴、学习,就被扣上‘崇洋媚外’或‘卖国’的帽子,这与其说是有志气,不如说是愚蠢。另一种人刚好相反,他们认为西方国家的宪政民主、法治是好的,他们的一切对外政策就是正义的,以为与他们抗争就是否定我们原先肯定的价值,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也很害人。他们应该懂得,你可以是某个好球队的粉丝,但它的球员犯了规,你不能还是叫好。”

众所周知,徐友渔先生是一贯反对极端民族主义的。我们是否可以期待,他也写出批判处于另外一个极端,即民族虚无主义这一方的“头脑简单的人们”的文章呢?如果他一旦写出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学考量,以及这种考量与其建国理念、立国原则的背离,他会不会因此而受到自己粉丝们的一顿痛扁呢?

每一种思想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也许,两类极端“愤青”言论的价值,就在于让人们“鉴”而远之:依“愤”而为,将误国误民,并且最终走向自己意愿的反面。